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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企业创新最怕的是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化


今年全国两会,“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成为热词。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主席蒋颖向记者表示,大企业或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不断提升创新水平对提升整个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至关重要。

2022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30782.9亿元,同比增长10.1%;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4%,同比提高0.11个百分点。其中,企业、政府属研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77.6%、12.4%和7.8%。

尽管中国政府为科技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和优惠政策,但企业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系列挑战。在全球创新舞台上,中国企业的创新投入和成效尚有提升的空间。其中差距,尤其体现在基础研究方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在本国基础研究支出中的贡献度多在 30% 以上。而研究显示,中国企业的科技活动支出中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到1%。

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创新中什么角色?企业创新投入偏低有什么结构性因素?不同企业如何协作,能达到更好的创新效果?为此,澎湃研究所专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薛澜教授,分析中国企业创新的水平、角色和环境。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薛澜

澎湃新闻记者 权义 图

创新的本质是把知识转化为价值,民企最具潜力和动力

澎湃新闻:目前中国创新持续发展的难点在哪里?

薛澜:最难的点是如何应对科技发展全新的国际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发展始终处于相对比较开放的环境。国际科技界各方面对中国总体上都相当开放。中国科技发展四十多年,始终是改革和开放两个轮子并行推动。大家都比较习惯这样一个环境。

但是过去这几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开始对中国实行封锁。我们需要在新的国际环境里去调整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模式。好多问题,包括“卡脖子”等,都是这个大背景里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在这个大背景下,您认为科技突破的责任、潜力主要落在哪种创新主体的身上?不同类型的主体,在创新优势和创新目标上有什么差别?

薛澜:国家的创新体系中有很多角色。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发挥着各自不可或缺的作用。中国既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有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等。任何一个机构都很难说可以完全替代另外一类机构。

在这个基础上,探讨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角色差别,首先要理解创新的本质。创新跟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有本质的差别,创新的本质是把知识转化为价值。不管科研成果是技术还是新产品,创新最后的目的是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在市场上可以实现的价值。实现该目的,只有依靠企业。而从价值实现的角度来讲,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没有差别,都要实现价值。

但是,细看又有差别。不同性质的企业,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能力和偏好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很多创新活动需要承担风险;越是颠覆性的重大创新,越是要冒风险。对国有企业而言,我们目前的管理体制使它很难去承担重大风险,难以做重大创新。同时,老百姓可能也会觉得,不能拿着大家的共有资产去“赌博”。所以,国企天生、内在的禀赋使它很难在颠覆性创新领域有所作为。除非在一些关键领域,国家给国企安排科研任务,它必须去攻关克难。对外资企业而言,它则可能会受总部国家对科技外溢控制的影响,所以它的企业行为也不一定总是符合市场逻辑。

因此,我认为各种类型的企业里面,民营企业是最有创新潜力和动力的。

 

突破“卡脖子”需加强基础研究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企业创新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薛澜: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角度来看,在整体的创新系统里,一个基本的分工是研究院所和高校在基础研究层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企业更多在技术实现和产品端发挥作用。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阶段之后,很多企业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也非常大。

有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去做基础研究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在一个行业做到顶端,需要实现突破,来创造更多的高端产品和商业成功。另一方面,大企业不能只看眼前,还需要看到未来三五年。基础研究可以为企业观察未来开一扇窗户,明确未来发展的方向。大企业掉头和转型是非常难的,所以一定要看得更远,未雨绸缪。

基础研究有两类。一类是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比如爱因斯坦、牛顿的研究。另一类是“巴斯德象限”研究,或者叫应用所激发的基础研究。这类研究是在应用过程中,因为不了解背后的原理,遇到了实际问题难以解决,而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去做基础研究。比如电应用很久了,电磁原理才被提出。

对“巴斯德象限”基础研究的投入,是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一个重大差别。2022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重为6.57%,但这里面企业的贡献非常低,可能在1%左右。相比之下,2019年韩国基础研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为14.67%,其中韩国企业贡献达到 58.25%。

这个差距解释了我们被“卡脖子”的一个重要根源——中国科技企业看得太近,太实用主义了,不愿意也不肯做基础研究,希望等国外有人做了,再想办法拿来直接用。这样的创新追求的是短平快。另外,中国企业对基础原理的掌握和基础研究的能力确实比较薄弱。所以,外国一旦“卡脖子”,中国的整个创新体系就受到很大影响。

很多人觉得,一方面说科技应用技术“卡脖子”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说要加强基础研究,这是不是矛盾?我说一点都不矛盾。现在“卡脖子”的地方是什么?恰恰是背后有很多原理性的、基础性的研究要去突破,而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做得太少。

 

澎湃新闻:民营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偏低,是不是可以和“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概念结合起来理解?

薛澜:是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到底在哪里?其实就是摸透原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要有自己的研发团队和研发能力。1998年之后,中国第二次科技体制改革鼓励企业建研发中心。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企业研发的能力还是比较弱,投入也不足。说到底,还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有限,所以自主创新的能力也有限。

 

宽松且稳定的制度环境,是创新的有利条件

澎湃新闻:为什么韩国的企业有较多资源投入到基础研究中,这背后有什么结构性因素?

薛澜:首先是产业结构的差别。韩国是财阀垄断经济,大企业对市场的占有率非常高。这种经济结构使大企业有财力去做研究,它做出成果后,也更容易在广泛的平台上应用。另外,韩国大方向上的经商环境政策,总体而言是对大的财阀比较支持的,这是一个稳定的趋势。

中国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企业潜心做研发,尤其是基础科研。第一,中国发展特别快,出现新的机会也快、变现也快。比如,拿一百万投入房地产,可能明年后年就是30%的增长,但是企业拿去做科研,要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有结果。所以,这个高速变化的市场对企业投资研发的吸引力是不大的。

第二,和中国的政策变化相关。中国的政策可能今天还非常鼓励民营企业,但明天也许又出现一些限制。但研发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事,没有三年、五年、十年是出不来有价值的成果的。从企业的角度看,如果不清楚三年以后的情况,那必然不会去投入。所以我认为,大的政策环境一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企业才能有信心对未来进行投入。

 

澎湃新闻:提到制度环境,您的论文提到“中国较为宽松的制度体系对市场、数据和正当性等人工智能创新系统要素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如何理解您所说的宽松的制度结构?

薛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上对新技术的创新持鼓励态度。从技术的引进、开发到创新,我们并非看到有创新就上前“管”住,更多是抱着有创新是好事的态度鼓励创新。当这个技术在应用、扩散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再去解决。从这个角度说,过去几年我们对创新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都是比较支持的。

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例,在2017年国家制定《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时,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技术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潜在的风险,需要高度关注。但我们也没有为了潜在的风险,就不去发展,更多是在发展过程中,再去解决出现的这些问题。

把人工智能放到整个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来看,我们总体的导向是“包容审慎”。有创新就鼓励,出问题再监管。中国无论是经济性监管还是社会性监管,都还在形成的过程中,不能一下子就达到完备的状态,所以具体的政策肯定是有变动的空间。

但是,关键政策的导向应该是稳定的。政策导向而言,大的方向肯定是希望科技发展,同时保障公共安全。过去几年曾经出现一些争论,可能政策导向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导致有人担心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态度,等等。出现这样的变化,就影响了创新环境的稳定。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政策稳定性不仅是指某个政策的执行周期很长,还指不同政策的出台应该共同坚持一个相对明确、稳定的导向。

薛澜:是的。我们把政策稳定性拆解开,最关键的是整体方向。如果整体方向发生大转弯,那这个影响是不得了的。政策会有波动,比如税率,可能今年5%,明年优惠成2%。这种波动是正常的,调整也是正常的。最怕是方向性的变化。

在坚持大方向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和企业的治理关系可以是动态的。我们做过相关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兴起的过程中,国家监管部门也在快速学习,同时积极和企业沟通。这个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敏捷治理”,把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从猫和老鼠的关系转变成为合作伙伴的关系。给企业做有意义的长期投资吃“定心丸”。

 

企业互补生态,是中国的创新潜力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平台企业引领创新”这句话?

薛澜:经典经济学里有个概念是“自然垄断”,指某些产品和服务由单个企业大规模生产经营比多个企业同时生产经营更有效率。平台经济中的大型平台企业,可能某种程度存在自然垄断的倾向,这对产业未来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

竞争激烈下企业更新快,是数字经济领域明显的特点。每隔几年,平台企业都会面临和很多新企业的竞争。哪怕是大企业,要能长久发展,也要坚持创新。而平台企业发展得好,就有更多的资源和创新能力可以推动引领行业科技发展。

但另一方面,如果它把资源用作抑制竞争者的创新行为,可能这个行业的科技就会变得固步自封。从这个角度讲,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比如美国欧洲,对微软苹果这种大型公司,反垄断监管是很严厉的,罚款也非常大,因为大型企业对待创新的态度是一把双刃剑,他们可能最有能力和动力去创新,但也可能垄断创新、扼杀创新。

 

澎湃新闻:我们观察到,一些大型平台企业正在和一些中小企业合作推进创新产品,形成了一种大、中、小企业的创新生态。

薛澜:是的,这就是企业文化的不一样。有的大企业买了很多小企业,把他们的创新放到一边,目的就是扼杀竞争。还有一种是和小企业形成伙伴关系,去追求共赢。

总的来说,只要是采取合理的竞争方式,都无可厚非。因为哪怕是形成共赢关系,大企业也很难事先判断,是不是合作过程中小企业发展起来就把它吃掉了。

本质上我们要判断,一些大型企业的竞争行为是不是恶性竞争。如果是恶性竞争,那么对创新有很大的影响,要去监管杜绝。

 

澎湃新闻:您认为中小企业对创新事业的贡献在哪里?

薛澜:历史来看,最具颠覆性的创新一般不是当时的大企业做出来的。实际上,大企业根据自己的商业策略可能会压制颠覆性创新,所以大企业并不一定是最有创新潜力的。中小企业在创新链上也是有位置、有作用的。中国的企业生态有大中小企业参与,应该是比韩国丰富得多,这其实也是一种创新潜力。

说到共生创新生态,硅谷的一个新模式就是聚集很多小企业搞创新。有新的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中小、初创企业最先尝试。它们知道可能做到大企业要二十多年,或者把产品推广到全世界是比较难的,所以它们就希望做得差不多时被大企业收购。而大企业看到这些小企业的产品和它们的产品互补,也有现成的生产能力可以去扩大市场,就会愿意为小企业的创新活动买单。在这种生态之下,中小企业是创新的源泉,而大企业做了更大程度上的商业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