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讨新时期科技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2022年6月26日，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主办、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承办的“新时期科技政策前沿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国家评估中心、上海科学学研究所、上海科技政策研究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中南工学院以及美国东华盛顿大学等国内外大学的20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由研究会学术交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科技政策专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樊春良主持，他指出此次会议的宗旨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和政策热点问题开展充分的研讨，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界在科技政策实践中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永和做了题为“科技政策研究者视角：科学教育体系问题研究”的报告。郑永和指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学知识，更是塑造一种思维方式。对应人文教育强调个体自身的价值和道德完善，科学教育更突出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识及动态的知识发现过程。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基本目标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这也是教材和课标正在做的。现在希望的是在基础教育阶段科学教育能够更深入、更有效，重要的是掌握科学方法，能够更好的去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郑永和介绍，最近科教院和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委会做了一个小学科学教育的调查，这是目前规模最大，涉及的地区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国内小学科学教师队伍调研，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理科背景的小学科学教师比例太低，非理科背景小学科学教师占比70%以上；第二，小学科学兼任教师占比太高，超过70%；第三，小学科学教师专业的实践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应用、跨学科和问题解决、探究式教学，这些方面都是培养科学素养的关键，是培养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的教师专业素养；第四，实验教学严重不足，有17%的小学学校没有实验室，有56%的学校只有一个实验室，实验员支持严重不足，实验教学存在有形同虚设的情况。第五，小学科学教师的协同培养不足。以上种种状况令人堪忧。郑永和指出，在不同教育阶段，科学教育体系有不同的架构。在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界以往很少介入。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科学教育的主要形态和思维培养基本上聚焦在低阶思维的记忆、理解和简单应用。但对标国外先进水平的科学教育，评价指标更看重高阶思维培养，比如分析、评价、创新等，对高阶思维培养的要求更高。我们在中小学期间、甚至大学期间的科学教育，基本上都是在以知识导向为主，比较适合于在社会发展的跟踪、跟跑时代，是一种以社会公平为导向、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性的教育安排，对创新教育的安排不足。中国的大学入学学生成绩不差，但创新后劲不足，反映出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太晚。总体来说，我国青少年高阶思维培养不足实际上是科学教育非常基础和重大的问题。从大的形势来判断，因为中美的竞争，现在顶尖人才大规模回流已经基本结束，再过五年可能这个情况就更加的明显，所以科技自立自强战略下的顶尖科技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出不来杰出的人才，核心是因为没有按照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展开科学教育，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没有对标创新人才成长的本质需求。郑永和指出，我国目前对科学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关注太少，没有科学教育方面的基础研究支撑，也少有战略部署，国家重视不够。西方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法律、行动计划以及资助体系的构建是非常完善的，把科学教育作为其中非常核心的内容，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角度去部署。像美国的两次科学教育改革在国家层面都有非常强的支持。1945年美国布什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在把国防科研向繁荣经济、繁荣产业转移的时候，不仅提出要有创新的思想，而且同时还要培养大批的科学家，所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设立的时候不仅支持基础研究，还把科学教育是作为其中重要的资助部分，直到现在他们每年还有十亿美元左右的科学教育研究资助，这个体系和模式对创新人才涌现、对如何用先进的教育模式培养人才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又如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他们资助教育研究是通过支持科技高中进行的，这个部署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的教育和科技体系融合不够，现在亟需把中小学的科学教育纳入到科技界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个链条中，作为创新人才培养链条的最前端来加以政策安排。青少年科技教育不是教育界单独可以完成的任务，因为我们的中小学老师整体上没有科研体验，很难形成对科学素养的完整认识，需要我们的科技界给予支持。科技政策研究者也可以这个体系里发挥重要作用，在顶层设计方面可以从科技政策视角参与国家科学教育目标设计，在中层对科学教育体系的健康发展方面进行条件保障设计等等。大量科学教育体系建设方面的创造性工作，需要科技政策研究者发挥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唐莉教授对其团队近年来在国际科研合作与人才交流议题上的初步探索做了题为《国际航班、科研合作与人才流动》的报告。报告以中美国际航班为切入点，探讨中美两国交往对国际合作和人才流动的影响。报告研究问题有两个：一是国际直航作为基础设施是否促进了中美高质量的国际科研合作，二是两国的外交关系的变化是否影响到了两国人员的流动，特别是在科教领域中的学术交流。研究设计上，第一个问题，以中国地区级城市高被引国际论文产出作为分析单位，采取双差分回归分析了中美直通航班对中美合作的高影响力研究成果是否有正向激励作用，其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偏差。使用的多元数据包括高被引科研产出、美国交通部统计的中美直航的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的一些发展数据指标年鉴等。研究发现：第一、中美直航促进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影响力知识产出，但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人力资本较少的城市里面效果更为明显。第二，研究并没有发现中美直航的开通对中国的国内本土合作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合作产生挤出效应。研究支持并扩展了先前关于面对面互动对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的理论框架，为注意力分布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以2018年中美关系的恶化作为政策冲击，第二个研究问题在设计上将目光转向全球航运抵美的乘客人数，分析单位是美国国际机场的乘客月流量，通过机场一定半径内的旅游和高校特征来界定赴美活动性质。实证研究通过三重差分的固定效应建模发现，控制其他影响因素，2018年以来中国赴美人数的降低显著高于其他国家赴美人数；这一现象在赴美大学城和留学/访学高峰月份尤为明显。研究认为中美政治气候的破坏业已扩展到两国科教交流领域，其影响深远，亟待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国际科教交流的重启与双轨互动。
与会者对上面报告的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国家计划。从人才计划来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是比较成功的，但计划的称号在计划完成后应当终止。人才激励应当采用荣誉性的办法，不要搞成人才帽子，成为标榜人才的工具。其次，科学导向的很多问题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任务导向的、工程技术和科学共同导向的问题，还是要靠国家重大任务导向的计划来解决，而项目的组织管理方式需要变革。这是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探讨的问题。
基础研究的投入。近年来学术界一直讨论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明显不足，是否应当研究一下基础研究最佳的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个强度究竟应该是多少。但是，当体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实际上绝对数也很说明问题。学术界对基础研究投入经常做中美的对比，或者中国和西方主要国家对比，但是中国统计口径里的基础研究和西方口径里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这也是应当考虑的要素。
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地方政府现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基础研究投入中，实际上有三大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基础研究本身很强的外部性，与地方政府的一个政策领域边界之间存在着矛盾。第二个困境是短期化的政府任期和长期化的投入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现在很多地方财政压力比较大，对于一种长期投入的积极性下降。第三个矛盾是财政绩效的“事先+事后”考核机制和基础研究之间存在矛盾。在这三个困境的情况下，尽管从上到下都在提加强基础研究，但怎么加大地方政府的基础研究投入还是一个难题。在实际情况中，地方政府在政策操作的过程中，努力变通，把基础研究演变为卡脖子技术，变成“技术替代”。今后加强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可能有三个方面的思路：第一、在布局上，要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布局基础研究的一些功能，因为经济发达城市的城市建设得比较好，同时它的人才集聚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利用它的城市功能和人才集聚功能，可以支撑一定程度的基础研究。第二、在财政的投入上，在中央与地方共同投入的情况下，地方财政的投入由中央进行统筹使用和考评。第三、基础研究投入应当放到那些有产业基础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一定能力的城市，这样就能够实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需求之间相互比较好的联动。
关于科学教育。科学教师不能完全靠师范教育来提供。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允许理工科的毕业生根据一定资质的考核进入到这个队伍里面来，所以科学教师不是个问题，关键问题把政策搞活，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科学教育需要一种包容的、甚至是自由的文化，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使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好奇心探索科学，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自由的、主动的完满人格。这方面当前教育政策不能够满足的。在科学教育方面，需要加强硬件的、知识性的东西，但是更深层的一些方面也需要关注。
行政与学术的关系。行政与学术应该适当分离。对帽子的改革呼吁了很多年，但有些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进。最近有一批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的校长的换届过程中，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校长们都是院士头衔。在行政领导的选拔过程中，再把一些外在的标签作为重要的标准，这对基础研究的氛围，对形成大家潜心研究的文化方面有一些负面作用。特别是现在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把学术跟政治、学术跟行政之间的边界混在一起，有一定的消极后果。
科技政策研究。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加强系统性的整体性的研究，特别是把科技、教育和人才衔接起来的研究；第二，要加强基于政策实践的自下而上的议题的研究；第三，要服务于地方的政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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