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创新政策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的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然而，以数量规模化、结构体系化和功能全面化为典型特点的政策体系（张赤东，2017），仍存在着政出多门、条块分割等一系列系统失衡问题，政策之间相互掣肘、互相制衡的现象时有发生。新时期，迫切需要发挥企业创新政策的积极引导作用，推进政策扎实落地，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政府通过部门协调、制度创新、政策跟踪等一系列改革创新手段，在已有政策体系基础上不断探究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与市场环境的、健全的企业创新政策体系，从而为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有机结合、提升企业创新的整体效能提供坚实保障。

　　企业创新政策体系一直处于讨论与发展之中，且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的热点主题。自1992年我国出现以企业为直接客体的技术创新政策至今，我国已基本建成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企业创新政策体系，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如政策制定者间的利益博弈、政策及时性与连续性、政策工具结构优化等（李志军，2016）。已有文献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如，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已有研究认为与技术创新有关的各类政策工具应当按照有机整体的思路进行构思，使各种政策工具所对应的政策目标之间、各种政策工具之间以及各种目标与工具之间实现整合与统一（连燕华，1999）；在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现有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研究详细总结了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探讨了当前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的治理与优化问题（张原，刘婧和何颖，2021；张赤东，2017；Edmondson, Kern, & Rogge , 2019；Faccio, 2006），并基于投入、产出、效率等视角讨论了企业创新政策体系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研发活动的问题（寇明婷等，2022；寇明婷，魏建武和马伟楠，2019；曲婉和冯海红，2018；冯海红，曲婉和李铭禄，2015；Chen et al., 2021；Greco et al., 2020；Guan & Yam, 2015）。

　　转型发展时期企业创新出现了新情境与新需求，迫切需要系统化思考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的研究设计。例如，数字化背景下产品创造过程受到数字科技的深刻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创新的组织模式从垂直整合向双边分散的形态转变，呈现出平台化和生态系统特征，引发了大数据环境下公共部门的制度设计需求（Chen et al., 2022；Marcel, Henry, & Carlos, 2018）；再如，在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的背景下，如何引导创新主体投入基础研究、强化企业核心创新能力、完善企业基础研究政策支持体系等问题尚未解决（柳卸林和何郁冰，2011；吕薇，2018；Ufuk, Douglas, & Nicolas, 2021；Schillo & Kinder, 2017）；最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企业面临目标市场调整、供应链重构、跨国研发合作受阻等多重风险，创新的难度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政府部门对此的干预模式、支持体系等议题同样值得探讨（Filippo, 2021；Santos et al., 2021）。我国当前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研究思考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的优化，对强化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健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本次征稿以“企业创新政策体系”为主题专栏，诚挚地欢迎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和优秀青年学者积极投稿，深入探讨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领域企业创新政策体系的相关研究。